古蜀玉石器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又体现文化上的多元性

在古蜀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造型奇绝、体量巨大的青铜人物或动物雕像，还有许多陶塑动物造型，金沙时期又出现一批雕刻精美、技艺成熟的石刻圆雕作品，这些器物从质朴天然的造型特征、生动活泼的意趣韵味以及雕刻技艺的简练与娴熟，都表现出其时圆雕工艺技术的成熟与活跃。

在三星堆和金沙这个图像或以金属材质单独出现，或刻于通神、礼神的玉礼器上，且总是居于器物的显要位置，或以镂雕，或以线刻，或以彩绘，或直接以此做为造型，显然其对于古蜀人有着明确的表征与指向，应是氏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同时昭示着它可能是长江流域一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或是部落族群重要的代表性图腾符号。

在古蜀玉器的装饰纹样中，以平行直线纹最为常见，还有网格纹、菱形纹、交叉纹、三角形纹、回字纹、云雷纹、同心圆圈纹多重弧线纹、兽面纹、人形纹、昆虫类动物纹等。特别是在石璋、玉璋、玉戈的阑部常用二道至五道不等的平行直线纹组成基础装饰。斜直首玉璋器身两面常以回字纹、云雷纹作为主装饰纹饰。其次玉戈的阑部还常见方柜形装饰，内再刻划菱形纹、交叉网格纹等装饰纹样，这一特点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玉璋、玉戈、玉刀的主体纹样与装饰风格基本一致。

除此之外，古蜀玉器还流行在器物的外表琢磨出立体的齿牙形装饰，这主要表现在玉璋和玉戈的阑部，玉钺的两侧及少量玉璧的外沿上，有的玉戈上下边刃还出齿饰，这些齿牙繁简不一，多根据需要加工而成，体现出对二里头文化流行的齿牙饰风尚的吸收与创变，且这一装饰风格一直从三星堆沿袭到金沙时期。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腹心的成都平原，周边被重重高山阻隔。过去曾一度被认为是偏于一隅的“蛮荒之地”。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描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宋代李之仪更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深深悲叹。现在随着大量考古遗迹和重要文物的出土，让大家日渐认识到古蜀文化从悠远的神话传说、政治面貌的巨变，到祭祀遗迹遗物的构成与组合，再到手工业制作技术、艺术风格的飞跃式发展，都包含着浓郁而深刻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子。

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中，目前尚未发现有玉质礼器的使用，只见一些打磨精细的石质类手工业工具的使用。至夏代中晚期之时，在三星堆仁胜村墓地中发现了玉锥形器、玉璧形器等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器物，为我们传递出一个信号，即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中期之际，一股外来文化已渗入到了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区域。虽然之前在远早于宝墩文化的营盘山文化中已显露出西北地区玉文化的一些影响。

在三星堆二、三期文化中，作为宗教礼仪性用器的玉器突然大量出现，其间相随而来的还有先进的黄金制作技术、青铜器冶铸技术。这一时期的玉器器型上以几何形玉器，如璋戈钺、琮璧环、斧锛凿等方正规矩、神圣凝重的器物为主，几乎不见同时期中原地区晚商文化中那些活泼写实的动物形立体玉雕作品及金镶玉嵌的组合玉器。

古蜀玉器在装饰风格上整体崇尚简单、素朴的作风，流行在器身外侧雕琢凸起的牙饰，并在器身加刻平行直线纹、交叉网格纹等纹样，明显是保留了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制作传统，甚或一些器物可能既为从外部地区直接输入（如绿松石镶嵌铜器、风字形钺、璧形钺、十节玉琮等），另一些器物则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着较明显的承袭与演变关系（如大量玉璋、玉戈、绿松石、石璋等）。

古蜀玉器制作精美，器上基本少见使用痕迹，大多数的玉器都不是实用之物品，甚或还有一些半成品或玉料，仅做简单打磨与加工即用于祭祀活动中，因此它们都是与古蜀王国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

古蜀玉器多为就地取材而成，部分玉器造型元素虽然可能来自域外，但在形制上又进行创新与变化，许多器物“取其形神而又不拘于形”，因此古蜀玉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无论是玉材的选择，玉器的形制，还是玉器的组合，用玉的规模等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如果说三星堆玉器在黄河、长江流域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开创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并为随之而来的金沙玉器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金沙玉器又秉承三星堆玉器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融合、创新、发展，再将古蜀国的玉器制作工艺推向又一个高峰。

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周缘群山环绕，虽然自古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在崇山峻岭间又有若干天然的通道被古人利用，道路虽多险阻但却也自古畅通，人们随着山谷或河流移动迁徙，盆地内由北向南与黄河流域，从东到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由北向南与东南亚地区等早晚文化间都保持着紧密地交流与往来，因此古蜀玉石器既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又体现出文化上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