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黄金窗口期：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与使命

当前，国际货币格局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重要窗口期。美元信用减弱、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多元货币并存局面日益显著。在此期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2010年的0.02攀升至2024年的5.68，成为主要货币中唯一保持长期正向增长的系统性增量。然而，人民币职能演进呈现“支付驱动型”特征，在投融资计价与价值储备方面仍有广阔的拓展空间。在这一变局中，拥有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香港，如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资产货币”跃升？本文从国际货币竞争格局出发，系统评估香港的战略机遇、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IMI财经观察”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下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前景

摘要：

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期，表现为实体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基础设施中心化的错配，以及支付结算职能多元化与储备计价职能头部集中化的并存。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中的关键系统性增量，展现出独特的内生增长韧性，在国际货币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同时，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发展呈现异步性，“支付驱动型”特征明显，市场深度和广度尚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作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香港经历了从区域贸易配套节点到全球资本配置枢纽的发展过程，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风险过滤阀”与“离岸定价锚”，具有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独特优势。当前，香港迎来全球供应链重构与数字金融技术发展带来的货币体系变革机遇，也面临着美元周期外溢与地缘博弈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为此，香港应以“存量提质”与“增量突围”并行，构建“科技+金融”双轮驱动的金融生态，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职能跃升、服务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主力军。

关键词：

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金融强国

一 全球货币竞争格局与市场结构演变

01 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结构性分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自2010年起编制货币国际化指数，构建了反映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履行支付结算、投融资计价以及价值储备三大核心职能的加权指标体系。

2010年至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球货币体系“中心—外围”结构显著。

美欧“双核”发展轨迹出现背离。美元国际化指数长期维持高位，从2010年四季度的48.92上升至2024年四季度的51.13。而欧元由于经济动能减弱以及缺乏统一财政主权，国际化指数从2010年四季度的28.94回落至2024年四季度的24.07。此外，英镑与日元在内的传统发达经济体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扩张呈现停滞状态，与货币体系核心圈层差距明显，难以对美元与欧元构成实质性竞争。

02 货币核心职能演进呈现异步性

全球货币竞争在支付结算、投融资计价与价值储备三大核心职能上呈现异步性，形成了明显的层级结构。

2025年数据显示，美元在国际支付、国际债券计价与储备领域的份额分别达46.71%、45.33%与56.33%。欧元在投融资计价领域表现相对突出，但支付与储备职能较弱。英镑与日元等第二梯队货币缺乏综合竞争优势，导致全球货币体系在核心职能层面呈现高度的头部集中特征。

图1 国际货币职能份额比较

注：支付结算为2025年三季度数据，债券计价、国际储备为2025年二季度数据。

数据来源：SWIFT，BIS，IMF

在支付结算职能维度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但多元化发展已初见端倪。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从2012年一季度的29.63%攀升至2025年三季度的46.71%，基础结算地位稳固；欧元份额虽收缩至23.98%，仍居第二位。与此同时，英镑（7.82%）、日元（3.83%）等外围货币部分填补了欧元收缩留下的市场份额。

在投融资计价职能维度

，国际债券市场的货币选择呈现“美元主导强化、欧元优势收窄”的头部集中特征。美元计价债券在国际债券存量中的份额从2012年一季度的32.63%升至2025年二季度的45.33%，全球发行人对美元融资的依赖度维持高位。欧元计价债券份额同期从46.25%滑落至40.48%，缺乏统一主权债券资产与财政政策分散制约了其作为投融资货币的深度与广度。此外日，元在国际债券流通中占比仅1.05%，远低于英镑的7.85%，存在国际债券融资职能边缘化的可能。

在价值储备职能维度

，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配置逻辑逐渐从信用违约规避转向地缘政治风险对冲，美元份额缓慢稀释。IMF数据显示，美元储备份额从2016年高点逐步下行至2025年二季度的56.33%。欧元稳居第二大储备货币（21.13%）但缺乏增长弹性。“其他货币”份额升至5.17%，反映出各国央行正逐步降低对单一主权货币的敞口，国际储备格局呈现长周期多元化趋势。

03 全球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集中

全球外汇市场在宏观环境高波动的背景下，展现出交易总量的扩张与货币份额的头部集中特征。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及相关市场统计数据，全球外汇交易的货币结构呈现出极高的集中度。美元作为交易一方的占比长期维持在88%以上，2025年的调查表明美元继续保持全球外汇主要交易媒介地位。在双边汇率波动加剧的时期，美元往往充当非美货币之间兑换的中间桥梁，这种“三角交易”模式导致美元交易份额长期维持高位。

图2 全球前10大外汇交易货币排名及占比（%）

数据来源：BIS

二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01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生增长逻辑与货币职能演进表现

在国际货币体系持续演进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呈现出独特的内生增长韧性，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中关键的系统性增量。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的长期追踪数据，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从2010年一季度的0.02，攀升至2024年四季度的5.68，呈现低波动、稳增长的上升态势。从指数构成维度来看，国际贸易项下的计价结算功能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坚实基础，而国际金融计价与储备功能的拓展则提供了边际增长动力。

在支付结算职能维度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网络中的渗透率稳步提升。根据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支付份额已从2012年一季度的0.35%上升至2025年三季度的2.47%，位居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鉴于SWIFT统计未涵盖CIPS直连及边境贸易等场景，人民币实际支付活跃度存在低估。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人民币支付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贸规模增长、本币结算机制推进及RCEP 区域一体化深化。

在投融资计价职能维度

，人民币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使用份额呈现“债市微升、汇市扩容”的特征。国际债券市场方面，人民币计价份额虽然目前仍处低位，但在近五年呈现出微幅上扬的态势，从2020年一季度的0.42%上涨至2025年二季度的0.79%。2022年之后，随着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低利率环境吸引了部分寻求成本优化的国际发行人，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规模扩张，推动了人民币投融资计价职能的边际改善。外汇交易市场方面，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已提升至8.5%，位列全球第五。投融资计价份额的提升标志着人民币市场微观结构正向成熟货币靠拢，金融交易已成为流动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在价值储备职能维度

，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资产的地位呈现长周期上升趋势。自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以来，其在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中的占比从零起步，至2025年二季度已达2.12%。尽管绝对占比相较美元与欧元仍然较低，并且在最近三年经历一定程度的回调，但在长周期视角下，人民币在价值储备领域仍然体现出韧性与发展潜力。

02 国际货币竞争中的战略机遇与结构性挑战

尽管各项指标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健，但要突破“中心—外围”体系的惯性，实现国际货币职能的跃升，仍面临着复杂的战略环境，兼具战略机遇与结构性挑战。

战略机遇

方面，首先，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与能源转型的加速，为人民币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计价突围提供了窗口期。其次，mBridge等新型跨境支付网络的建立，使人民币有机会绕过以美元为主导的传统代理行网络，降低对SWIFT系统的路径依赖。此外，具备稳定币值与主权信用支撑的人民币，逐渐成为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替代性储备资产。

结构性挑战

方面，一是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整体深度与广度不及美元，缺乏足够的高流动性资产吸纳国际资本。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规模显著小于在岸市场，且风险对冲工具相对匮乏。二是资本循环机制尚需完善，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主要由经常项目驱动，资本项目回流渠道未形成完全闭环，离岸人民币面临“存易投难”困境。三是市场网络存在马太效应，非美货币之前的直盘交易流动性不足，迫使市场主体仍需通过美元进行二次兑换，这构成了人民币提升市场份额的隐形壁垒。

综上所述，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阶段，需要从单纯的贸易结算驱动，转向贸易和金融共同驱动，并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优势与模式创新，构建有别于传统路径的货币发展战略。

三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评估

0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历史演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随全球宏观环境变化与中国内地经济开放进程而不断迭代，已从早期的区域贸易配套节点发展为全球资本配置的关键枢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中，香港展现了极高的发展韧性与作为亚洲核心资本枢纽的竞争力。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香港扮演着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双向“转换器”角色。

在资金流入端，它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资产市场的“风险过滤阀”与合规通道；在资产输出端，它承担着离岸人民币资产全球定价锚的职能。

0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横向量化对比评估

依据英国Z/Yen集团2025年9月发布的第3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38），香港以764分位列第三，仅次于纽约（766分）与伦敦（765分），并领先新加坡（763分），保持亚洲首位。

在竞争力的五大核心维度中，香港排名均位居前列。

在“营商环境”与“基础设施”子榜单中均位列全球第一。前者得益于低税率、简便的税制以及普通法系下的法律确定性，后者反映了其在跨境支付系统、交通物流网络及数字通信设施方面的硬实力。在“声誉与综合”指标上，香港亦排名第一，显示出全球市场参与者对其品牌价值与城市吸引力的高度认可。在“人力资本”与 “金融业发展水平”方面，香港分别位列全球第二和第三位，表明其在金融人才储备及市场深度上保持着世界级水准。

从行业分类指数来看，香港在不同金融业态中的地位存在差异。

在GFCI 38指数排名中：保险业位居全球第一；银行业、投资管理及融资领域，香港均位列全球第三；政府与监管领域，香港排名全球第七，显示其在监管创新与政策沟通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科技（FinTech）专项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五，这反映了近年来特区政府在虚拟资产监管、监管沙盒机制及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已初见成效，同时仍具备较大发展潜力。

03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独特优势

香港最核心的战略优势在于其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并抵御外部冲击的核心竞争优势。

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

SWIFT数据显示，全球约75%的离岸人民币支付经由香港进行。截至2025年7月，香港人民币存款及存款证余额约1.04万亿元，形成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流动性充裕且其网络效应具有极强的自我强化机制。

香港具有独特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香港依托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条件下，创造性实现了跨境资本的闭环循环。这种基于国家信用与监管互信建立的制度优势，是其他离岸中心无法复制的。

香港是人民币离岸资产定价中心。

香港拥有除内地外最完整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涵盖债券、股票及衍生品。货币期货等工具提供了主要对冲手段，而“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二级市场计价功能。这种集结算、融资、投资与避险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使香港在离岸定价权争夺中占据制高点。

四 从国际货币竞争看香港金融业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深刻影响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生存环境与功能定位。香港既在人民币实现职能跃升的过程中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也同时承受着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与美元货币周期溢出效应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01 人民币职能结构性错配带来的资产转化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呈现“支付驱动型”特征，与投融资计价、价值储备职能之间存在职能错配，为香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深化空间。

香港作为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不仅需要承担资金通道功能，更需承担将人民币贸易盈余转化为具有稳定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战略任务。通过构建“人民币流出（贸易结算）—境外沉淀（存款）—回流增值（证券投资）”的闭环，实质性提升人民币的计价职能。

02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变革赋予的规则制定权

数字货币技术的迭代正重构全球跨境支付的底层逻辑，为香港突破传统代理行网络的路径依赖提供新的技术选择。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的推进，让香港可以构建点对点的价值传输网络，并借此参与国际数字支付标准的制定，抢占数字金融规则话语权。

香港建立的以《稳定币条例》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监管框架具备防御与引导双重功能。

面对虚拟资产与传统金融体系日益交织的趋势，香港通过建立严格发牌制度，将相关活动纳入合规边界以防止监管套利与风险外溢，也为应对未来金融形态的演变储备监管经验。

03 美元货币周期外溢与地缘环境变化构成的挑战

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联系汇率制度使其宏观流动性环境被迫联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周期，易造成流动性供给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错位。对香港金融体系的抗压能力与流动性缓冲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导致合规成本上升

。

香港作为链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枢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合规摩擦。部分欧美机构受制于母国监管或内部风控要求，跨境业务趋于保守，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增加。同时，离岸市场的竞争格局日趋激烈。

五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强国战略

在国际货币格局经历深刻变化与金融科技加速迭代的双重背景下，香港不仅需要巩固其作为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存量优势，更需通过制度创新与规则引领，构建服务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增量高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01 利用制度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金融治理

香港应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系环境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

超越单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向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共同制定者”转型

。

这种转型旨在通过特定领域的规则输出，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赢得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是抢占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先机。针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真空地带与新兴领域，香港应主动出击。在绿色金融方面，可依托大湾区的产业基础，率先探索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且适应亚洲市场特征的ESG披露与碳核算标准，打造亚洲绿色金融标准中心。在数字资产监管方面，应利用其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上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完善稳定币发行、去中心化金融监管等前沿规则，为全球数字金融治理提供“香港样本”。通过在这些增量领域确立监管标杆，香港可以形成独特的非对称竞争优势。

二是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实质影响力。建议支持香港监管机构在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核心国际金融组织中发挥更积极的议程设置作用。通过派遣高级专业人才参与国际规则起草工作组，将中国及新兴市场的诉求融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同时，利用香港作为BIS亚洲办事处所在地的便利，加强与亚洲及全球央行或货币当局的政策协调，推动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建设。

02 提升传统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针对当前市场流动性波动与估值承压的挑战，

香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夯实传统投融资中心的根基，通过优化供给侧结构与丰富风险管理工具，提升市场的内在韧性。

一是优化上市制度以吸纳多元化优质资产。为丰富上市公司来源，香港可进一步优化上市规则，降低新经济企业及特专科技公司的上市门槛，并积极吸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如东南亚、中东）的优质企业来港上市，这不仅能丰富港股的资产类别，还能将香港打造为这些地区的离岸融资中心。此外，应鼓励内地行业龙头企业在港进行二次上市或双重主要上市，以巩固香港作为中国核心资产离岸定价中心的地位。

二是丰富风险管理工具以提升定价效率。鉴于全球利率汇率环境的高波动性，市场主体对风险对冲的需求激增。香港应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利率与汇率衍生品市场，推出更多期限结构和品种的国债期货、人民币期权及掉期产品。这不仅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的风险对冲手段，提升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还能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增强香港对离岸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

三是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以增强资金沉淀能力。面对新加坡在财富管理领域的竞争，香港应利用税务优惠及配套服务优势，大力吸引家族办公室及超高净值人群落户。通过推动跨境理财通的扩容与优化，打通大湾区居民的跨境理财渠道，引入更多活水。同时，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多元化的投资产品，如私募股权、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等，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资金的配置需求，从而在香港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池。

03 打造人民币离岸生态与数字货币创新高地

为服务建设金融强国战略，助力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强大的货币”，香港需在人民币国际化与数字金融创新两个维度上发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民币离岸生态。

一是构建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区域枢纽。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香港应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重点是在RCEP区域内，探索建立基于数字人民币的贸易结算网络，降低对传统代理行模式及SWIFT系统的依赖。通过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吸引更多东盟及中东国家的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从而推动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的功能升级。

二是探索新能源产业链的本币计价与融资。结合全球能源转型趋势，香港应利用其金融市场优势，为内地新能源企业（如光伏、锂电池、电动汽车）的出海提供全方位的本币融资支持。探索在香港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的新能源金属（如锂、钴）现货及期货交易平台，争夺新能源关键要素的定价权。这不仅有助于规避汇率风险，更能通过“新能源—人民币”循环，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动力。

三是构建离岸人民币绿色金融服务平台。香港可依托与国际接轨的绿色分类标准与认证体系，积极拓展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市场。引导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基建项目利用香港平台进行人民币融资，构建规模化的“人民币—绿色资产”资金池。通过提供差异化的绿色金融资产供给，不仅能够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吸纳能力，更能借力绿色转型趋势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作者：

孙嘉木（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鄂志寰（IMI财经观察特约评论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国际金融专家 ）

来源：

《港澳研究》2026年第1期

选题 / 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选题组

整理 / 王佳祺

本文监制 / 朱霜霜 肖伊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