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恒生银行李秀怡：内地企业出海进入深水区，香港打造黄金跳板

恒生银行李秀怡指出，内地企业出海正从大型国企向中小企业扩展，需求从开户结算升级为跨境信贷、外汇管理、财资集中等综合服务。香港凭借自由资金流动与金融生态，正转型为企业财资中心，“账户出海”迈向“经营出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丽娜 香港报道

2026年前四个月，恒生香港的内地中小企业来港开户量同比增加约160%。这组数字背后，是内地企业出海主体的一次结构性迁移——出海不再只是大型央国企和头部企业的战略动作，越来越多中小企业，也开始选择香港作为走向海外市场的桥头堡。

“以前更多是很大的企业，现在慢慢延伸到中型、小型企业。”恒生银行商业银行业务总监李秀怡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内地企业出海的主体正在明显扩容，相关需求也从最初的开户、收付款，延伸至跨境信贷、外汇风险管理、财资集中管理以及海外项目履约支持等更复杂的环节。

与此同时，新一轮出海潮的驱动力是多元的。全球供应链重组仍在持续，部分制造业企业需要在海外布局产能或供应链节点；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希望通过香港处理多币种收付款和现金管理；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也推动部分企业向东盟、欧洲和中东寻找新的经营空间。但在李秀怡看来，这一轮出海的核心变化，不在于“要不要出海”，而在于“怎么去、走多快、走多远”。

陪伴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亦贯穿了恒生银行自身的历史。1933年在香港上环永乐街创立的“恒生银号”，早期主要服务小商人以及新兴中小型制造厂商；1953年恒生银行正式转型为商业银行，拓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开始服务更广泛的企业与个人客户。 从早期香港华人社会的商业金融服务，到如今围绕内地企业跨境经营提供财资管理和风险支持，这家扎根香港近一个世纪的银行见证了香港商业金融生态的演进。

从“账户出海”到“经营出海”

在李秀怡的观察中，内地企业经由香港出海的动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生产制造企业。受全球供应链重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需要在海外布局产能或供应链节点，香港则常被用作境外投资、控股架构或资金安排的平台。

第二类是跨境电商和贸易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交易频率高、币种多、收付款链条长，对跨境结算、外汇兑换、现金管理和供应链金融有较强需求。对它们而言，香港不仅是开立账户的地点，更是连接内地供应链、海外客户和国际支付体系的中间节点。

第三类是受国内竞争加剧推动的企业。企业希望通过香港先行试水，再进一步进入东盟、欧洲、中东等海外市场。这类企业未必一开始就有完整的海外布局，但已经开始为未来的市场迁移和业务扩张搭建通道。

第四类则是规模较大的集团企业。它们更多关注香港在IPO、融资、财资中心、现金管理和风险对冲方面的功能，希望通过香港集中管理中国内地以外的资金、融资和风险敞口。

这也意味着，企业出海的金融需求正在从单点式、交易型服务，转向持续性、综合性服务。过去，一家企业在香港开设离岸账户、完成跨境收付款，可能就已基本满足初期需求；但当企业真正进入海外市场，面对当地客户、雇员、政府、税务和监管体系时，问题会迅速变得复杂。

李秀怡指出，企业首先需要应对地缘政治、关税、海外审查和供应链规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是法律和合规环境差异，包括隐私、数据合规、税务、劳工制度和工会管理等。“海外的薪酬和福利成本可能很高，企业要调整人员有可能遇到很多困难。”她表示，企业还需要处理本地人才管理、组织架构、文化融合、资金出境、融资成本和汇率波动等问题。

这正是新一轮出海与早期“走出去”的差异所在。过去，一些央国企海外布局更多围绕资源、矿产投资或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如今，更多民企和中小企业是在海外真正开展经营，要面对当地消费者、雇员、合作伙伴和监管者。换言之，企业不仅要“把产品卖出去”，还要在不同制度和文化环境下“把生意做起来”。

“国内企业有其成功的一套模式，但到海外不完全一样。”她表示，如果企业希望在海外市场长期扎根，就必须理解当地需求和商业规则，而不能简单复制国内的成功经验。

中小企业出海的隐形门槛

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迎来新高潮，出海主体正加速从头部企业向大量“专精特新”与中小型企业延伸。

相较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通常没有庞大的法务、财务、税务和海外研究团队，也未必具备在多个司法辖区开展经营的经验。它们的优势是反应敏捷、决策链条短、对市场机会敏感；但短板也同样明显：信息获取能力有限、合规成本承受能力较弱、海外融资渠道不足，且对汇率、利率和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经验相对不足。

李秀怡认为，中小企业出海并非缺少意愿，而是更容易在进入海外市场后遇到“看不见的门槛”。例如，当企业面对当地税务、劳工、数据、海关或行业准入规则时，单纯依靠网上信息往往难以判断风险边界。“网上有很多资讯，但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广告，企业未必容易判断。”她表示，中小企业更需要可靠、可验证的信息来源，以及银行、政府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之间形成的生态支持。

这也使商业银行的角色发生变化。银行不再只是提供账户和贷款的机构，还需要在客户进入海外市场的不同阶段，帮助其识别资金流、交易流和信用风险背后的真实经营逻辑。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银行能否理解其内地业务基础、香港平台安排和海外订单结构，直接影响其能否获得合理的跨境金融支持。

香港财资中心新角色

毋庸置疑，香港已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主要跳板。

香港特区政府发布的《2024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数目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960家。其中，来自内地的驻港公司数量最多，达到2620家，占比超过26%。

随着出海从可选项变为战略必选题，香港正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从金融服务业的角度而言，香港也正在从传统离岸账户和跨境结算平台，向企业财资管理平台升级。

6月9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以“4T”框架强化香港作为企业财资中心主要基地的能力，包括革新税制、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定向推广，以及人才培训与业界沟通。行动计划亦强调，香港要进一步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作用，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大企业财资中心。

在李秀怡看来，香港具备承接企业财资中心功能的基础。一方面，香港资金自由流动，金融产品相对完整，能够提供融资、外汇、利率和风险管理工具；另一方面，香港市场透明度较高，流动性充足，并与内地企业的融资和资本市场安排联系紧密。对出海企业而言，香港的价值不只是作为资金进出的通道，而是帮助企业更集中地管理海外收入、融资成本、外汇敞口和流动性风险。

从行业看，使用香港作为财资和融资平台的企业并不限于单一领域。她观察到，能源、电讯、基建、重工、机器设备等领域的国企，以及制造业、新能源、光伏、储能、锂电、大宗商品、科技、AI芯片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民企，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大型集团更关注全球现金池、融资安排和风险对冲；中小企业则更需要轻量化的多币种收付款、汇率管理和融资支持。

这背后对应的是企业资金管理逻辑的变化。当企业只做出口贸易时，资金管理重点可能是收汇和结汇；当企业开始在海外设公司、建团队、签长期订单、承接项目，资金需求就会转向更复杂的现金流预测、币种错配管理、海外授信和履约保障。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内地企业出海带来的机会并不止于新增账户。真正更具价值的，是企业海外经营周期拉长后产生的一揽子金融需求，包括贸易融资、项目融资、保函、外汇风险管理、现金管理和财资集中管理。

李秀怡举例称，一些新能源、风能、电池和电动车产业链企业在欧洲承接项目时，买方或政府机构可能要求其提供当地银行出具的保函，以证明履约能力。但这些企业在当地往往是新设公司，缺少本地银行关系和信用记录，直接向当地银行申请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美元级别的支持较为困难。

为此，银行需要解决跨境授信问题。恒生的做法是，在了解客户内地经营情况和香港业务安排后，由恒生批出额度，再通过汇丰在欧洲的分行网络协助出具本地保函。该案例反映出，随着企业从“贸易出海”进入“项目出海”和“经营出海”，金融服务也需要从本地账户服务延伸至海外履约和风险承担。

这一变化正在重塑银行竞争逻辑。过去，银行可能更多比拼开户效率、账户便利性和产品价格；现在，银行是否具备境内外团队协同能力、海外网络覆盖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变得更加关键。

为更好支持不断增长的跨境需求，恒生银行于去年成立专责团队，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

李秀怡表示，恒生香港与恒生中国商业银行团队在客户服务和信贷评估上保持较紧密协同。对于刚在香港设立公司的内地企业，银行不会只看香港公司本身的经营记录，而会结合其内地经营、厂房、业务模式和过往合作情况进行一体化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