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与盛恩颐

壹

每次读到孙宇晨的消息，我都忍不住想起史玉柱。

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像了。一样的天资聪颖，一样的剑走偏锋，一样懂得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大的回报，也一样在赚到钱之后，被公众舆论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反复鞭笞。

史玉柱早年做汉卡起家，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一个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年轻人，辞了统计局的工作，揣着四千块钱下海创业，靠着一款中文打字软件，短短两年就成了亿万富翁。那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全凭脑子活、胆子大、下手快。1994年，他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内地富豪榜第八位，那年他才三十二岁。

然后就是巨人大厦。原本计划盖十八层的办公楼，因为各种原因一路加高到七十层，要成为中国第一高楼。史玉柱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想盖多高就盖多高，我想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结果呢？1997年，资金链断裂，巨人集团轰然倒塌，史玉柱从亿万富翁变成了“中国首负”，欠债2.5亿。

那两年他去了哪里、见了谁、想了什么，外界知道得不多。但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手里攥着一个新东西——脑白金。

脑白金的广告有多招人烦，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有体会。“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这句广告词以极高的频率和极强的重复性，像蚊子一样在电视屏幕上嗡嗡了整整十年。它粗暴、恶俗、毫无美感，但它管用。史玉柱用这套极其通人性的营销打法，把脑白金做成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现象级产品，用它的利润还清了巨人大厦留下的全部债务。

然后他又做了《征途》。这款游戏的核心理念只有一条——让有钱人花钱买快感。你充钱多，你就强；你充钱少，你就被砍。它无限放大玩家的虚荣心、攀比心、报复欲，把人性中最阴暗的那一面拿出来变现。史玉柱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游戏，就是研究人性。”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坦率，仿佛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而不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就在这里——他太聪明了，聪明到只在意“能不能成”，而不在意“该不该做”。他能把产品做到极致，但他做出来的产品，没有一样是让人心生敬意的东西。汉卡是工具，脑白金是保健品，游戏是娱乐——这些本身没有原罪，但史玉柱在做它们的时候，总是用一种“我比你更懂你心里那点脏东西”的姿态，精准地踩在道德与商业的灰色边缘上。他挣到了钱，却也挣到了无数人的厌恶。

我认识一些做企业的朋友，他们对史玉柱的评价非常分裂。有人说他是营销天才，有人说他是商业流氓。我属于中间派——我认真读过他写的书，也认同他对人性的一些判断，那些认知确实实用，对我经营公司、分析事物有过帮助。但我也得承认，我内心极排斥成为他那样的人。他做的东西，不违法，但给全社会添堵。一个人活着，不能只为了钱活着，生活中受人尊重，或者至少不招人厌恶，其实也挺重要的。

史玉柱后来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慢慢淡出公众视野，卖掉脑白金，减持巨人网络，转而做投资。如今六十多岁的他，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像一个在深夜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找到一个能坐下来的地方，安静地喝一杯茶。他的人生算是有了一个体面的收场——但孙宇晨有没有这样的运气，我实在不敢说。

孙宇晨比史玉柱走得更远、更险、更极端。史玉柱在违法的边缘试探，但始终没有真正越线；孙宇晨在中国做的事，七部委已经明确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他本人至今不敢回国。史玉柱的财富是干净的，至少在法律上是干净的；孙宇晨的财富，大部分是账面浮盈，套不了现，也见不得光。史玉柱被人讨厌，是因为他的广告烦人、游戏坑人；孙宇晨被人警惕，是因为他的整个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监管的缝隙里。

史玉柱还能收场，孙宇晨怕是很难。

贰

如果说孙宇晨像史玉柱，那王思聪就像另一个人——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

盛恩颐这个名字，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但在上世纪初的上海滩，这个名字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亲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实业的奠基人，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都是盛宣怀一手创办的。盛宣怀去世时，留下的家产估值约合白银上千万两，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盛恩颐是盛宣怀最宠爱的儿子。他留学英国，回国后住进上海霞飞路的盛家老宅，车库里停着全上海第一部私人轿车，车牌号“4444”，在上海滩招摇过市。他娶了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婚礼从上海办到北京，排场之大，轰动一时。

但盛恩颐这一辈子，除了花钱，似乎没有做成过任何一件像样的事。他父亲希望他接掌汉冶萍公司，他嫌管工厂太累，整日泡在跑马厅和舞厅里。他投资过电影公司、办过纺织厂，眼光不算差，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无法忍受任何需要长期坚持的事务。一切来得太容易，一切也去得漫不经心。他最著名的“战绩”，是一夜之间在跑马厅输掉了整整一条弄堂的房产——那是盛宣怀留给他的祖产，八十多幢石库门，一张马票输得干干净净。

到了抗战时期，盛家财富急剧缩水。盛恩颐不得不变卖祖宅、古玩、字画，一度靠典当过活。抗战胜利后，他试图东山再起，与人合伙开煤矿公司，结果被合伙人骗走了最后的本钱。1958年，他在苏州一间逼仄的旧屋里去世，身边仅剩一名老仆。

盛恩颐一生最大的悲剧，不是他输掉了祖产，而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站在财富巅峰的时候，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为自己会永远站在上面。他父亲的万贯家财，是一砖一瓦、一步一个血泡挣出来的，而他却把这些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天赋。当时代翻过那一页，他那辆“4444”奔驰车的车轮，终于停止了转动。

王思聪和盛恩颐太像了。同样的家世显赫，同样的留学归来，同样的风流不羁。王思聪比盛恩颐强的一点是，他投资赚钱的能力其实不差——乐逗游戏、云游控股、先导智能、英雄互娱、大众点评，他都赚过钱。但他亲自操盘的项目，熊猫直播、香蕉计划、缤果盒子、牛校长，几乎没有成功的。他适合做参投人，不适合上前线——这一点他自己可能也清楚，但似乎并不急于改变。

王思聪今年三十八岁了。他二十四岁那年，因为在天涯社区为一个女孩和网友对骂了173页，最后被对方前任拿出私密照片打脸，从此道心破碎，变成流水的网红身边过的公子哥。十四年过去了，他还在重复同一个模式。我们理解他当年的痛苦，一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第一次就被捞女吊起来骗，那种打击是沉重的。但十四年过去了，再深的伤口也该结疤了。一个近四十岁的男人，在公众面前还维持着花花公子的形象，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而是让人觉得，他好像一直没有长大。

张朝阳当年也放纵过，但他走出来了。王思聪其实也可以。

叁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要怎样对待财富，才算得上是“安全”的？

史玉柱的做法是：挣到钱之后，慢慢淡出，降低曝光，低调生活。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商业狂人，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老头。这条路走得通，因为他挣的钱是干净的，他有退路。

盛恩颐的做法是：钱到手就花，不管明天。他活在父亲的影子里，却从未想过要走出那个影子。他以为财富是取之不尽的泉水，结果泉眼干涸的那一天，他发现自己连一口水都舀不到。

孙宇晨呢？他比史玉柱走得更险，比盛恩颐挣得更多，但他的处境比两个人都危险。他的财富在中国不合法，在美国被SEC起诉，跟特朗普家族关系破裂后又被冻结资产。他没有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信任的靠山。他像一个抱着金砖站在聚光灯下的人，背后是无尽的黑暗，黑暗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拎着铁锤悄悄摸过来。

王思聪呢？他的处境比孙宇晨安全，但比盛恩颐复杂。万达还在，但债务压顶；父亲还在，但已经老了。他是家中独子，不管愿不愿意，那些压力迟早要落到他肩上。他不可能一辈子带着一群网红在卢浮宫前拍照，不可能永远活在二十四岁那年的破碎里。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很多年前，我在深圳认识一个朋友，他劝我入局虚拟币，说这是普通人翻身唯一的机会。我没有跟。后来他在2018年的熊市中爆仓，欠下巨债，至今下落不明。我时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在深圳湾公园聊天的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海风吹过来，他跟我说：“你胆子太小了，一辈子只能挣劳碌钱。”我笑着说：“劳碌钱也香，至少睡得着觉。”

现在想来，我当时的回答，大概就是我对财富的全部理解——你可以很有钱，但你要确保自己能在中午平安地睡一个午觉，醒来时家人都在身边，不用提心吊胆，不用时刻提防有人从背后给你一锤。这才是相当美好的人生。

孙宇晨和王思聪，都回不到这样的日子里了。他们各自走在各自的人生逻辑线上，一条通向未知的危险，一条通向迟来的成熟。没有人可以回避人生的逻辑，所有人都只能顺着这条线，走到头。

而我，继续写我的稿子，挣我的劳碌钱，睡我的安稳觉。

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