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举、聂卫国“黄金组合”如何在九十年代打造涪陵工业现象！

1993年，涪陵主要领导王鸿举、聂卫国，立足涪陵实际，反思涪陵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得出了一个在涪陵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要使涪陵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台阶， 必须依靠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把工业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来抓。之所以说这是划时代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涪陵作为一个落后山区应该重点抓农业，因而没有明确提出过重点抓工业经济的战略。

农业当然要抓，而且要抓好，但涪陵的主要党政领导经过分析认为，由于其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涪陵农业的优势不在于粮食种植，而在于烟叶、药材、榨菜头等主要经济作物，而这些东西要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就离不开工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抓工业经济就是抓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集中十分有限的资金向具有潜力和相对优势的国有企业倾斜，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重点企业发展战略，就成为推进涪陵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涪陵工业基础薄弱，自身实力不强，实现其后发优势也必须走对外开放之路。王鸿举、聂卫国开始思考如何具体把握好对外开放的切入点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空口号?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家作出了兴建三峡工程、全国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重大决策。作为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涪陵，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对外开放的切入点就在这里。于是，王鸿举和聂卫国提出了以开放统揽全局、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移民、以开放促发展的指导思想。要求各职能部门和重点企业抓住对口支援、移民迁建、国家扶持的良机，跳出行政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和所有制束缚，广泛地与国内外名牌企业进行合作，大搞嫁接引进，从而迅速跨人市场竞争的前沿，推动涪陵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重点企业无小事”在涪陵决非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王鸿举、聂卫国及其部门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大量的领导行为予以保证。其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从1993年开始，涪陵就建立了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联系一户重点企业的制度，其目的在于直接倾听企业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帮助企业解决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年联系涪陵卷烟厂的政府主要领导，为了促成其与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合作，一年之中亲自五次率队赴云南，最长一次在玉溪待了28天。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作风，终于感动了玉烟人，从此开始了玉涪双方的良好合作，涪陵卷烟厂因此而走了高速发展之路。

其二，重点企业例会制度。自1993年实施重点企业发展战略以来，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重点企业例会，目的在于听取每户重点企业的经营情况，使其相互交流，同时收集企业反映的共通性问题，作为修订完善政策的依据。

其三，“直通车”制度。任何一名重点企业厂长、经理都可以随时直接面见或电话联系涪陵主要领导，不需事先通报，也不论是白天晚上还是节假日。目的在于及时帮助企业处理临时性重大问题并收集情况。

其四，现场办公会议制度。重点企业因为发展所需的用地、贷款等问题，由于涉及主管部门较多，按部就班将会增大企业工作的难度，因此，涪陵经常采用现场办公会的形式，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现场提出解决企业问题的方案，王鸿举、聂卫国也现场拍板。

1998年涪陵新区落幕的第二天，涪陵主要领导即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太极集团现场办公，研究审定太极工业园区的规划、启动方案，解决了相关的征地、拆迁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太极工业园区得以迅速开工并进展顺利。

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企业的起步和发展，政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 素。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恰当的政策引导，不仅是市场经济下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也是实行间接管理的有效措施和手段。涪陵紧紧住国家给予涪陵作为沿江开放城市可以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有利条件，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遵循“扶优扶强、重点倾斜”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涪陵实际的扶持重点国有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一是生产要素优先保证，即优先满足重点企业在资金、能源、人才、用地等方面的要求，以确保生产要素能发挥高效益。

二是对企业税费实行优惠，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为增强重点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涪陵本着“只有企业富了，政府才能富”的思路，出台了对重点企业的25条优惠扶持政策(目前增加为30条优惠政策)。

三是鼓励兼并联合。为促进 重点企业上规模，走低成本扩张的路子，涪陵也有一套完整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的工业发展基金向有兼并行为的企业倾斜投入；实行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联合，政府将一事一例解决其具体问题。兼并联合不但使重点企业迅速扩张，而且救活了一批亏损严重的小企业。涪陵柴油机厂先后兼并5户企业，盘活存量资产2500万元，企业固定资产增加6.3倍，完成工业产值增长2.7倍，一举成为全国摩托车气缸体生产企业的排头兵。

四是积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为增强企业整体实力，推进企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升级，涪陵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比如，鼓励企业按规定提足折旧的基础上再增提折旧，同时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每年按当年销售收入计划数，预提3%左右的技术开发费。其增提的折旧和3%的技术开发费视同企业实现的利润纳人考核。

正如“涪陵现象”的基本特征不是单一的一样，形成“涪陵现象”的原因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作为一种区域性社会现象，其根源一定是复杂的、多样的。我们并不想面面俱到，因为这样也许恰恰会模糊视线，影响对“涪陵现象”的把握。只要这种分析能够帮助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思考涪陵及类似区域如何在西部 大开发的新机遇面前寻求新发展，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