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留在大陆扫大街

《罗曼蒂克消亡史》电影与小说皆出自程耳之手。相比电影，短篇小说过于简略，仿佛只剩枯瘦线条。不过文字自有其魔力，远非镜头可比。譬如小说开场不久，杜先生意识到，眼前这场需要他出头摆平的上海罢工，“行为与逻辑都让人陌生”，“辗转交涉，表面上的主导者果然是一个北方来的人”，于是邀请其喝茶谈判，提供方便，“……北方客人便开始赌咒发誓，先是说以他太太的名义，见杜仍旧一张平淡的脸看着他，并不十分相信的样子，便接着补充说，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不是我们做的。他这句话给杜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以此为起点，断定北方客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流派的货色，这在接下来实际上只剩下十几年的生命里，奠定了他很多重大决定的基础。成败难以定论，死亡无法避免，但至少帮他免去了像黄老板扫大街或是倒马桶那样的尴尬。”

这段叙事在虚实之间。上海滩三大亨，以杜月笙政治觉悟与判断力最高，卷入政治也是最深。他对“北方客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流派的货色”的认知，乃是长期博弈或斗争的结果。要说起点，绝非《罗曼蒂克消亡史》所设置的1937年，而在此前十年，也许更早。不过正如程耳所言，清醒的政治认知，使得杜月笙在1949年天翻地覆之际逃过一劫。其时他的状态，貌似左右逢源，实则左右为难。双方都以他为招牌，中共希望他留在上海，蒋介石希望他同去台湾，他却明白，上海不可留，台湾不能去（杜月笙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根本原因是戴笠之死，使他不仅丧失了“生平唯一知己”，还丧失了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支撑；转折点则是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直接抓捕杜维屏，使他这个当老子的颜面扫地），于是寄居香港，两年后死于此地。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写道：

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没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了香港，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这则是小说家的一厢情愿，并不符合事实。杜月笙迟迟不能赴港，则因牵绊太多。1949年的上海滩，张啸林已死，黄金荣退隐，事无巨细，千头万绪，统统压在病体支离的杜月笙头上。5月1日，杜月笙乘荷兰宝树云号客轮赴港，不是因为事情做完了，而是情势危殆，不得不走。此后在香港避难两年余，他也不曾沉默，反而如在上海一样，忙于排忧解难，还得应对来自大陆与台湾的诱惑或压力。两难之间，他终于表态，更倾向国民党一方，“……这不但是因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还有我一层最简单的道理，老实不客气说，现在跟国民党的人未见得满意，不过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跟国民党纵使没有干饭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饭喝。”（章君榖《杜月笙传》）这也是为什么，他死后选择葬在了台湾。

杜月笙在港期间，有一天读上海《新闻报》，读到那张黄金荣扫大街的著名照片，大惊失色，病势加剧，不出三月，与世长辞。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51年5月下旬，八十四岁的黄金荣手持扫帚，一脸瑟缩，两边的垃圾车空空如也，看来尚未开工，身后则是1917年由黄楚九创建、后来转到他名下、至死依然眷恋不已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令他在此处扫地，大有侮辱与警告意味——程耳说杜月笙的决断“至少帮他免去了像黄老板扫大街或是倒马桶那样的尴尬”，倒马桶不知出处，扫大街的严重性，则非尴尬所能形容。

1949年，黄金荣同样面临去留抉择。这一年他八十二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只是一生在上海滩打拼，不愿客死外乡，埋骨异土，沦为孤魂野鬼，是以决意留下。加之抗战期间，上海沦陷，他称病隐居，与日本人、汪精卫等苦苦周旋，倒也不曾落水，这样的经验，则予他以幻想，试图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作为老江湖，他深知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遂令媳妇李志清、长孙黄启予一家去港转台（一说李志清席卷家产出逃香港），保守香火。然而，在新时代的暴风骤雨之下，没有哪个旧人能幸免于难，何况他手上血债累累，被一再折辱，乃是情理中事。最终病死而非横死，在后人看来，已经相当幸运了。

杜月笙与黄金荣的去留对比，可归结为一个词：决断。决断不等于判断，判断侧重于认知——这里的认知，不仅指向时势，还指向对欲望、心志、生命等的自我审查——决断的要素，除了认知，还有勇气、行动力等。江湖大佬，杀伐果断，从来不缺行动力，问题往往出在认知。黄金荣无论对时代，还是对自我，多少有些认知不清，怀揣侥幸心理，终而被专政的铁锤砸个粉碎。相形之下，因为早早“断定北方客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流派的货色”，杜月笙生命最后两年，虽在仓惶流亡，终归守住了他这辈子最在意的体面。

补记：与江湖人士相反，知识人的缺陷，大都不是出在认知，而在勇气和行动力。这里说两个与杜月笙一样逃往香港的成功案例。1950年初，胡兰成被温州中学解职，给友人梁漱溟写信，有意北上京城谋生。在上海中转期间，不知有何见闻——以他的眼力与敏锐，也许已经嗅出了光明之下的肃杀，正如半年后的张爱玲——忽然更改行程，取道广州，奔往香港，稍后远赴东京，与故土一拍两散。到东京之后，他致信谢梁漱溟，信中有言：“比者已行至沪矣，感于孔子闻赵杀窦鸣犊临河不济之事，遂不得到北京相见。仍请转告时人，今番原可以如汉唐之开创新朝，而彼自比于暴秦，谓以力可以服人。然袁绍语董卓，天下健者，不独明公，遂拔刀上马，出朝门投冀州而去。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这番豪言壮语，慷慨激昂，尤其那句“今天下健者，亦岂独毛公”，读来令人心折。

张爱玲赴香港，一般认为源自1950年7月24日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据其年谱简编：“……大会主席为夏衍，梅兰芳、冯雪峰为副主席，周信芳（麒麟童）为执行副主席，陈白尘为秘书长。张爱玲在夏衍的关照下，应邀出席，坐在后排，在一片灰蓝中山装的代表中，她身着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显得非常突出。这次会议对张爱玲的触动很大，也是她最终出走的原因之一，她发觉时代变了，而她自己却没有变，这中间就产生了难以逾越的距离，她是跟不上这时代的。”（肖进编《旧闻新知张爱玲》）